國內個人聲譽機制的規范研究

國內個人聲譽機制的規范研究

  ——以信譽和聲譽的區別為切入點

  20世紀80年代,美國曾有學者指出:聲譽是一件神秘的事情,因為美國普通法并沒有專門對聲譽進行界定,字典將其描述為“關于一個人的性格或其他品質的共同或一般評估”。

  可見,美國一度對聲譽的概念并未有清晰的定義。通過明確個人信譽和個人聲譽的區別與聯系,梳理影響自然人信譽和聲譽的不同因素,分析我國聲譽機制對公民的激勵,以及對其失信乃至違反公共秩序等行為的制度約束。

  基于此,我國多部委運用“聯合懲戒”的方式,懲罰公民的失信及其他違反社會秩序和公德的行為才具有合理性。建立和完善我國的個人聲譽機制,能夠逐步樹立公民包括誠實信用、遵守法規及社會秩序等人文共識,形成重誠信、守公德的文化氛圍,是實現我國從信用社會發展為公德社會的良性路徑。

  一、個人信譽與聲譽的界分

  個人信譽本質上也是一種聲譽,可以借助信譽度評價個人聲譽的優劣,也能通過好的聲譽提高個人信譽。但信譽的內涵不等于聲譽,二者有不同的評價標準和社會功能。

  (一)評價標準不同

  就評價標準來看,聲譽的外延廣于信譽。聲譽做為一種社會科學概念,是基于特定的社會角色和組織原則,將個人(或一個團體、組織或集體)的行為聯系到一個共同的評估中。

  聲譽包含了社會中大多數人關于道德的共識,評估個人聲譽實質上是基于多種道德共識對其做出的價值判斷。個人聲譽不僅涵蓋個人信譽,且是對個人素質的綜合評價,包括個人信譽度、是否遵守公共秩序、個人道德品質好壞等多個方面。

  信譽與金融相關,個人信譽是自然人在經濟活動過程中長期累積的一種社會評價,主要參考自然人的履約次數、履約能力、個人資產等因素。對個人信譽的評估主要基于其信用歷史,信譽機制具有獨立的標準、評價體系和懲罰措施,個人信譽的好壞僅是評估個人聲譽的參考因素之一。

  (二)功能不同

  聲譽和信譽具有不同的價值屬性,并各自對應不同的社會功能。在信用社會中,信譽具有商業屬性。

  個人信譽是一種無形資產,個人的信譽度和信用歷史的好壞是評估其能否獲取消費信貸,以及能否獲批大額房貸、貸款額度多少的決定性指標。正如學者所言:信譽機制是用來管理理想的經濟活動,可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可見,信譽機制的社會功能主要是管理經濟活動。敦促交易雙方遵守契約,降低交易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風險,能夠促進生產和交易。

  然而,聲譽機制的社會功能與之存在明顯的區別,人們守信用,并不意味著遵守公德。聲譽機制的主要目的在于維護社會基本秩序和公德,通過一定的懲罰措施約束個體不道德的行為,起到維護公共環境、保護公共設施、管理公共秩序等作用,其約束面要廣于信譽機制單一對經濟活動的規范。除懲罰功能外,聲譽機制也給予個人良好行為以正面評價,并保護個人的名譽不受侵害。

  (三)權利屬性不同

  基于權利屬性的角度來看,與個人聲譽相對應的權利即名譽權。名譽權是憲法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其屬性側重私權。

  此外,我國刑法對他人虛構事實、恣意損害個人名譽的行為規定了誹謗罪作為對個人名譽權的保護。聲譽機制實質上是公權力對個人名譽的一種干涉,當然,這種干涉是出于對自然人有利的目的,即國家通過制度約束公民維護自己的名譽,并保護公民的名譽不受侵犯。同時,國家出于保護大多數人利益的目的,通過聲譽機制對個人實施干涉,以維系大多數人共享的公共環境與公共秩序。

  其邏輯在于:盡管個體做出有損自己名譽的行為是他的自由,但如果該種行為將影響社群中多數人的利益,或者違背公共道德,那么為了維護多數人的利益和公共秩序,國家將運用聲譽機制禁止個體做出有損其自身聲譽的行為。

  然而,國家在運用聲譽機制約束公民維護其名譽的同時,不得不考慮名譽權作為憲法賦予的人權,個體具有相對的自由。從法理的角度來看,只有當公民實施了違背公共秩序、并且侵害了多數人利益的行為時才可以對其進行約束。

  信譽權利屬性的側重與名譽權相反。由于個人信譽主要來自個體與社群、其他經濟組織以及他人在經濟交往活動中的積累,信譽權相較于名譽權更具有社會公共屬性。因此,國家有對個人信譽進行評價的權利,基于法理的角度,相較于個人聲譽而言,國家對個人失信行為進行懲罰也更具有合理性。盡管公民信譽也受名譽權的保護,不得任意侵害。失信懲罰作為公權力預防失信行為的強制約束,其懲罰權力與公民的信譽權利并不沖突,都是為了促進信用社會中的經濟活動。

  (四)道德價值不同

  信譽關乎社會誠信,聲譽關乎社會公德。自然人作為社會構成的基本要素,個人信譽與個人聲譽反映了人的不同的道德價值,也是社會對個人道德做出的不同評價。

  對個人聲譽進行評價時通常伴隨對其歷史行為的多角度道德判斷,影響個人聲譽的正面因素和負面因素都具有多樣性。而個人的信譽度主要受其信用歷史、部分定量指標的影響,通常僅借助信譽度判斷公民的信用風險。公民是否誠實信用是信譽的主要道德價值,并不在其他道德評價上對個人信譽做過多的延伸。

  基于以上,通過區分個人“信譽”和“聲譽”,明確“聲譽”的范疇廣于“信譽”,其懲罰范疇自然也廣于失信懲罰的適用領域。運用聲譽懲罰機制輔助失信懲罰的實施,不僅能加大失信懲罰的力度,同時也為規范我國更多的影響社會秩序的行為提供懲罰路徑,為我國的多部委“聯合懲戒”提供合理性依據。

  二、對個人信譽的社會評價方式

  個人信譽度是影響和評價個人聲譽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影響個人聲譽的諸多因素中,信譽無疑占有較大的權重。建立對自然人信譽的科學評價體系,是我國建立完善信用體系、發展信用社會的前提,也是建立優化起個人聲譽機制的基礎。

  (一)信用記錄與信用評分

  信用記錄主要用以呈現消費者的信用歷史。在美國,主要由全國性的信用報告機構匯編和銷售詳細記載了數百萬消費者信用歷史的記錄。借助詳細的信用記錄可以實時掌握自然人守約和違約的相關信息,提高獲取他人信用信息的效率,進而降低交易成本。信用評分是基于復雜的數據統計和對經驗驗證的預測模型,評估向個人或企業提供信貸的風險。

  在我國普及針對個人的信用評分,將降低銀行的信貸違約率、提高公民貸款效率,長遠來看有利于增加對個人信貸的供應量。同時,美國有學者指出:美國19世紀的信用觀念強調個人,而21世紀則更倚重信用分數,但信用評分并不能用數據代替人。可見,信用分數不能完全反映人的特質,對自然人信用評分時應當參考部分反映個人聲譽的具有個人特質的行為,這樣影響因子的設計才更為全面。

  國內目前對公民的信用記錄仍不全面,覆蓋全民的個人信用信息數據庫尚不完善,針對公民個人的信用評分也散見于各種信用服務機構,有待中國人民銀行征信中心對公民的信用分數進行統一的標準化管理。

  美國對個人的信用記錄和信用評分已經具有廣泛覆蓋率,自然人的信用記錄和評分直接影響其獲取信貸、租房等社群生活的各個方面,并且與個體可獲取的金融福利息息相關。同時,如果自然人沒有信用記錄、信用評分,將影響其辦理信用卡和獲得貸款的額度,低收入者甚至可能直接影響其獲取貸款的概率。

  (二)信用報告

  自然人的信用報告應當全面反映個人的信用信息,包括信用記錄、信用評分、貸款信息、違約次數、守約次數、曾受到的失信懲罰等內容。美國有三家全國性的信用報告機構(Equifax,Experian,TransUnion),能夠對企業、個人的信用數據提供查詢。

  在我國,擁有全國性的個人信用數據的單位主要是中國人民銀行征信中心,供查詢的個人信用信息主要為貸款次數、違約次數等。其他信用服務機構,僅根據自身所在領域、所涉個人信息的范疇形成信用報告,其記載的個人信用數據并不統一、不全面,評價標準不規范,有一定的局限性。

  正如學者指出的:電子信譽或“反饋”機制旨在通過提供更加傳統的緊密聯系的信息類型,來減輕與陌生人之間交流相關的道德風險問題。信用報告的內容應當具有系統性、標準化,能夠全面反映個人的信用和特質,由此才能形成有力的個人信用體系,起到規范個人信用行為的作用。

  (三)失信人“黑名單”

  目前我國已經建立起失信人信息公示制度,主要由司法機關提供失信被執行人的相關信息,“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在網絡平臺進行公示。最高人民法院在“中國執行信息公開網”提供失信被執行人、限制消費人員、被執行人信息等電子查詢路徑。

  正如Harris指出的那樣:市場往往充斥著不同程度的信息不對稱,對市場的良性運轉造成威脅。因此,國內在建立和完善信用體系的同時,應逐步打通個人失信信息壁壘,降低信息不對稱風險。通過建立并完善我國失信人“黑名單”制度,借助網絡平臺反饋個人的失信信息,不僅可以起到降低交易風險的作用,也能對失信人形成聲譽威懾,促使其主動承擔失信責任,履行相應的義務。

  有學者研究表明:商業協作需要信譽機制、信任和共同的文化才能實現效益。從信用社會到公德社會的發展亦是如此。建立完善的個人信譽機制,使交易雙方相互信任,對提高交易效率、降低成本,促進個體之間誠信、有序開展經濟活動有著關鍵性作用。

  個人信譽主要依賴對自然人信用信息的收集、評價、公示來體現,因此個人信用信息的評價體系是個人與社群經濟交往活動的溝通橋梁。規范個人信譽的社會評價體系,從制度層面逐步促使公民形成誠信價值觀,為建立個人聲譽機制,實現從信用社會到公德社會的進路奠定制度基礎。

  三、從信譽罰到聲譽罰的延伸

  就我國目前的失信懲罰實踐來看,對失信人僅僅通過公示信息、限制貸款、限制出境等失信懲罰措施,并不能很好地起到規范個體信用行為的作用。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與個人信用相關的經濟模式增多,自然人的不誠信行為、失信方式呈多樣化趨勢。如何加大個人的失信成本,達到預防公民失信的社會效果,將懲罰措施、懲罰領域由“信譽罰”向“聲譽罰”進行延伸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

  與個人信譽關聯的失信懲罰主要基于公民的不誠信行為執行,其懲罰方式分為“信譽罰”和“限制行為罰”兩大類別,前者系對個人失信行為歷史的記錄與公示,后者主要針對較為嚴重的失信行為人,限制其信貸、交易等與金融相關的活動。

  與個人聲譽相關的懲罰范圍包含并廣于失信懲罰,既有對失信懲罰的延伸,也可以對有損個人聲譽但與個人信用無關的行為進行懲罰。個人失信也是損害自身聲譽的一種行為,我國目前對失信被執行人實施禁止出境,禁止乘坐高鐵、飛機的限制,實質上是借助聲譽懲罰措施對“信譽罰”在實施領域上做出的延伸,即為了加重對失信人懲罰的力度,而對失信人執行聲譽懲罰。

  當然,“聲譽罰”并不僅限于懲罰失信人,個人在社群中實施了損害自己聲譽且影響公共秩序的行為,也會受到聲譽懲罰的限制。例如2018年8月,濟南鐵路局對某公民在高鐵上“霸座”擾亂公共秩序的行為實施了罰款,并采取了在一定時期內限制其購票乘坐火車的“失信”懲罰措施。

  實質上,該種擾亂公共秩序的行為系個人道德問題,屬于聲譽機制管理的范疇,鐵路局出于維護社會秩序目的對其實施懲罰,系對個人損害自身聲譽(而非信譽)的懲罰,盡管鐵路局依據的是《鐵路旅客信用管理辦法》將其界定為失信行為,并進行懲罰。這次事件也體現了我國聲譽機制的不完善,與個人聲譽相關管理辦法缺位的問題。

  戴昕指出:“中國的信用體系建設仍應被視為政府在現發展階段嘗試運用新工具解決老難題的努力。”就社會秩序管理問題而言,應當本著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原則,不能籠統地將社會中公民的所有不良行為全部納入失信懲罰體系,長此以往可能造成國內失信人數過多,甚至產生“信任危機”。

  基于上述分析,在建立完善個人信譽機制的過程中,聲譽機制的構建也勢在必行。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于2016年9月印發的《關于加快推進失信被執行人信用監督、警示和懲戒機制建設的意見》,將多種行為納入社會信用體系進行規范管理,一些行為部分屬于個人信用行為,部分屬于個人聲譽行為。

  明確聲譽罰不同于信譽罰,對于個體嚴重影響公共秩序的其他行為才能實現有效管理。“醫鬧”(危害醫療秩序)、高鐵“霸座”(影響公共秩序)等行為,嚴格來說缺乏個人信用的經濟屬性,卻具有個人聲譽的社會屬性。問題的關鍵在于個人放棄維護其聲譽是否應當受到懲罰,答案不言自明。應將影響個人信譽的行為納入聲譽懲罰,而非將危害公共秩序的行為納入失信懲罰。

  然而,“聲譽罰”似乎存有關鍵性的瑕疵,才迫使我們將所有有損個人聲譽的行為統歸為失信懲罰。不難理解,公民的名譽權與聲譽懲罰之間存在公民權利與國家權力的沖突。憲法既然賦予公民名譽權,則表明聲譽是關乎個人的權利,應當由個人自行維護。他人如果做出有損個人聲譽的行為,當事人可以通過刑法進行救濟。問題的關鍵在于人們對憲法賦予的名譽權是否擁有絕對的自由?答案是否定的。

  一個社群中的權利自由永遠具有相對性,罕有絕對自由。公民擁有名譽權的前提是公民愛惜自己的名譽,不損害他人,并且避免他人損害自己的名譽。如果公民并不珍惜自己的名譽,做出有損自己名譽且損害他人利益和公共秩序的行為,出于公共管理和維護多數人利益的角度,可以對其進行必要的管理。因此,在一定條件下對公民實施聲譽懲罰,在法理上仍具有合理性。

  實踐中,我國對個人實施的懲罰措施已經有了從“信譽罰”向“聲譽罰”延伸的趨勢。我國自2014年國務院發布《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以來,圍繞建設信用體系的宗旨發布了多部地方規章、聯合懲戒通知等。通過聲譽機制輔助管理公共秩序,為信用體系建設營造良好的人文氛圍和遵紀守法的共識已經具有實踐基礎。

  在建立聲譽機制的初期,我國仍可能出現借用失信懲罰措施維護公共秩序的情形,但該種“信譽罰”與“聲譽罰”的錯位和模糊處理并非最優選擇。建立專門的聲譽機制,管理危害社會秩序的行為才能真正有效解決實際問題,形成規范社會秩序的長效機制。

  綜上來看,基于權利相對論的角度,出于保護大多數人利益的目的對個人損害自己聲譽的行為實施懲罰有一定的合理性;基于新制度經濟學的角度,通過“聲譽罰”加重“信譽罰”的懲罰力度,不僅起到預防失信行為的作用,同時還能規范社會中其他危害公共秩序的行為,具有制度設計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我國將聲譽懲罰措施運用在失信懲罰中,并探索獨立于失信懲罰的聲譽懲罰機制,不僅可以加大對個人失信懲罰的力度,也能起到逐步規范社會秩序的正效應。

  四、構建獨立的個人聲譽評價和懲罰體系

  個人聲譽機制是為了維護社群中大多數人的公共環境、社會秩序,實現政府對社會的有效管理,從而要求個人在社群中的行為應遵守公德,主動維護自己的聲譽。建立完善我國的個人聲譽機制,不僅能夠輔助信譽機制的實施,也能從制度上提高公民的公德意識,達成文明共識。

  (一)維護個人聲譽的激勵

  社群中的自然人獲取良好聲譽的行為應包括:誠信行為、見義勇為、公益行為、獲得榮譽稱號、科研成果對人類的衣食住行有突出貢獻等。正如學者所言:善與惡的行為,以及人們對它的認知,是社會公德的基本要素。

  通過聲譽機制規范的不僅僅是社會信用,也包括社會公德。影響個人聲譽的因素是社會已經普遍形成共識的道德標準,自然人在社群中積累個人聲譽的過程實質上是其遵守公德行為的積累,聲譽評價即在此基礎上對個人遵守道德與否做出的價值判斷。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社群中處于邊緣的人往往是名譽侵害的受害者,尤其容易受到輕率的判斷、誹謗和侮辱。易受名譽侵害,以及由于個體部分可能的低素質行為毀壞個人聲譽,是窮人和處于邊緣化的人融入社會、參與社會活動的障礙。

  因此,聲譽機制對個人的激勵并不僅限于一個具有良好聲譽的好人,而是對廣泛的生活于社群中的個體進行激勵,使大多數人有維護自己聲譽的偏好。即個體通過維護個人聲譽能夠獲得的利益將大于損害聲譽,促使其主動維護自己的聲譽。

  基于此,聲譽機制的設計才能起到激勵作用。有學者研究表明:如果個體生活在一個以持續的社會互動、聲譽效應和替代互動伙伴為特征的世界中,那么他們在基本的信用活動中可能有自私的理由進行合作。也即是說,個人聲譽的制度設計應當促使個人為了獲得一個“值得信賴”的聲譽,可以抵御違約獲利的誘惑,而選擇維護自己聲譽的行為,才具有合理性。

  以信用報告為例,個人聲譽的公示不同于信譽,由于聲譽通常不涉及商業行為,不需要對個人聲譽提供全國性的實時查詢平臺。在我國,個人聲譽可以借助自然人的信用報告來體現。對自然人的信用報告如果列明個人信譽與名譽的相關內容,例如:將個人獲取的榮譽稱號、公益行為等呈現在信用報告中,作為評價其信譽度的參考因素,展示其個體特性的一面,將在制度上形成個人獲取聲譽的激勵。

  同時,我國已規定失信行為人不允許獲得某些特定的榮譽,借助禁止獲取榮譽的聲譽懲罰措施加大失信懲罰力度,實現個人聲譽與信譽在信息共享、懲罰力度上的相輔相成。達到通過聲譽機制激勵個人主動選擇遵守公德、誠實信用行為傾向的作用。

  (二)對個人毀譽行為的懲罰

  自然人做出有損自己聲譽的行為至少應包括:失信行為、行騙、危害公共秩序(例如醫療秩序、交通秩序)的行為、違法犯罪行為、其他違背公德并給他人造成實質影響的行為等。

  目前,我國應聯合各部委建立專門的《聲譽管理辦法》,作為多部委“聯合管理”維護社會秩序,以及多部委“聯合懲戒”個人危害社會秩序行為的依據。明確哪些危害社會秩序的行為將受到聲譽機制的約束,才能有效預防社會中的個體恣意損害公共秩序的行為,扭轉當前社會中公民實施了某些不違法但嚴重影響公共秩序的行為,卻無法對其進行懲治的局面。

  有研究表明:人們普遍傾向于以犧牲長期利益為代價屈服于短期沖動,這通常被視為反映了相互沖突時多數人的內部偏好。因此,通過聲譽懲罰機制的事前規范,預防個人可能的短期沖動違規行為,事先明確“:個人實施了損害其自身聲譽的行為后,將受到哪些聲譽懲罰和限制”。這樣可促使大多數人為了避免該種懲罰與限制而克服短期沖動,主動遵守公共秩序,維護自己的聲譽。

  國家發展改革委于2018年10月印發了《關于對嚴重危害正常醫療秩序的失信行為責任人實施聯合懲戒合作備忘錄》的通知,該通知由國內28個部委、單位聯合簽署執行,實現了我國多部門、跨行業對“醫鬧”行為的“聯合懲戒”。

  就懲戒內容和受懲罰行為的性質來看,該種“聯合懲戒”實質上屬于對個人“聲譽罰”的范疇,而非失信懲罰。一味的借助失信懲罰來管理個人有損聲譽的行為,不但縮小了聲譽機制所調控的范圍,也將混淆失信懲罰的概念,不斷增加社會中的失信人數。設立專門的聲譽懲罰機制,并借助聲譽懲罰手段輔助失信懲罰,才是我國未來發展成為公德社會的有效路徑。

  聲譽可以來自對個人良好品質的正面評價,也可能是親自對個人不良行為的負面評價。從正反兩個方面對個人進行評價的聲譽機制,在制度設計上能夠促使人們主動維護個人聲譽;就實施效果而言,在不影響具有良好聲譽群體的情況下,對部分具有不良聲譽的個人形成制度威懾,促使其改進。個人聲譽機制具有降低社會管理成本、提高效率的作用,實現帕累托最優。

  (三)個人聲譽的恢復

  個人實施損害其聲譽的行為,并影響了公共秩序,給社會他人造成損害,雖未觸犯法律,卻也理應受到與其行為相當的“聲譽罰”。然而,對個人實施聲譽懲罰應當有時間限制,或附條件的停止懲罰,給受到“聲譽罰”的自然人通過努力恢復其名譽留出空間和可能性。

  以我國的“醫鬧”(危害醫療秩序的行為)為例,如果行為人主動向受害者道歉做出賠償,并取得受害者的諒解,應當酌情減輕對其的聲譽懲罰。多部委對“醫鬧”者實施“聯合懲戒”,應當根據情節的嚴重性有相應的時間限制,并且如果行為人已經獲得了“醫鬧”受害者或醫院的諒解,應當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溝通和信息對人們的規范和價值觀產生影響。聲譽懲罰的目的在于維護社會秩序,實現有效的社會管理,而不在于懲罰本身。建立個人聲譽的恢復機制,應當允許行為人認識自己的錯誤、積極溝通并取得諒解,才能起到糾正個體行為的作用。一旦不允許個人恢復名譽,容易造成“破窗效應”,不利于聲譽機制的全面實施,也影響公民對聲譽機制的適應性。

  五、結語

  完善信譽機制是構建聲譽機制的基礎,通過聲譽機制建立好的人文環境和公共秩序又是信譽機制良性運轉的土壤。在我國,要建立完善信用體系不僅需要良好的信譽機制,而且要有完備的聲譽機制實現有效的社會管理,這樣可以為信用體系建設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通過聲譽機制增進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信任,形成公民對社會秩序、規則的倚重和信賴感,這是社會發展進入良性軌道的人文要素。信譽機制能夠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信用風險,促進信用社會的形成;聲譽機制能夠降低社會管理成本,促使自然人自覺遵守法規、規章、秩序。

  國內目前對個人聲譽機制的學術研究乏善可陳,對聲譽懲罰和失信懲罰并未進行明確區分。我國現階段的信譽機制更多被用于管理企業、政府行為,對個人失信行為的管理并不全面。

  在食品、醫療領域,企業制假、售假的行為不僅關乎信譽,生產出的偽劣食品可能危害公民的健康,該種具有廣泛危害性的行為也涉及企業聲譽,除失信懲罰外還應受到聲譽懲罰;政府聲譽亦是如此,涉及地方政府債務的失信行為應當由“信譽罰”進行規范,但其他包括行政不作為、違規執法等行為實質上屬于“聲譽罰”規范的范疇,不能統歸為失信懲罰進行處罰。

  就個人聲譽而言,我國目前已經有了對個人實施聲譽懲罰的實踐,但針對個人的“聲譽罰”和“信譽罰”界線還相對模糊,沒有明確界分。

  總的來講,我國在完善信用體系的同時,應當逐步建立起獨立于信用體系的聲譽機制,包括聲譽激勵、聲譽懲罰和恢復聲譽的相關制度。聲譽機制能夠全面規范政府、企業和個人的行為,可以自成體系。通過聲譽懲罰措施加大對個人失信懲罰的力度,并借助聲譽機制實現社會秩序管理的有效性,提高政府行政行為的效率,是我國建立信用社會,并逐步形成全民自覺遵守公共秩序、維護公共安全的公德社會的有效路徑。


來源: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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