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誠信價值觀建設變遷探析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誠信價值觀建設變遷探析——基于央視春晚小品的分析

關鍵詞:改革開放;誠信價值觀建設;變遷;春晚小品;新時代 

  內容提要:誠信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內容,也是公民道德建設的重點。伴隨改革開放成長起來的央視春晚,感國運之變化、立時代之潮頭、發時代之先聲,被稱為中國社會發展的“全景縮影”。春晚小品既是大眾喜聞樂見的一種藝術形式,也是藝術化、生活化展示我國價值觀建設的風向標。本文基于誠信主題春晚小品的價值分析,從中管窺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誠信價值觀建設在不同歷史時期的主要特點,探析不同時期誠信問題的成因,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以利益協調為根本加強信用制度建設、營造良好的社會誠信文化、養成內生的個體誠信自覺等新時代誠信價值觀建設的重要路徑。

  標題注釋: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研究”(項目號:14ZDA007)的階段性成果。

 

  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改革開放既是“我們黨的一次偉大覺醒”,也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發展史上一次偉大革命”。①其中,社會思想的深刻變革是這場偉大覺醒和革命的題中之意。誠信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內容,也是公民道德建設的重點。改革開放40年來,黨和國家高度重視誠信價值觀建設,以各種途徑和舉措積極持續推進誠信價值觀建設。“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文藝作品是價值觀建設的重要載體。習近平指出:“文藝是時代前進的號角,最能代表一個時代的風貌,最能引領一個時代的風氣。”②伴隨改革開放成長起來的央視春晚,感國運之變化、立時代之潮頭、發時代之先聲,被稱為中國社會發展的“全景縮影”。央視春晚小品取材于社會生活中的熱點問題,以百姓喜聞樂見的方式倡導或批判某種社會現象,傳遞主流價值取向,讓觀眾在嬉笑之間感知現實溫度和人生真諦,可謂我國價值觀建設的風向標。自小品登上春晚以來,誠信始終是其關注的價值主題。本文試圖對歷年誠信主題的春晚小品進行價值分析,從中管窺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社會誠信價值觀建設的時代變遷,以期為新時代加強誠信價值觀建設提供參考和借鑒。

  一、從央視春晚小品管窺改革開放40年來誠信價值觀建設變遷

  誠信作為維系社會人際交往的基本紐帶,彌漫、滲透在社會各個領域和方面。40年改革開放推動了我國社會的深刻變革,急劇的社會變革也帶來了誠信問題在諸多領域的凸顯。其中,經濟、政治、社會三大領域的誠信問題因其范圍廣泛、影響深刻而備受關注。在189部春晚小品中,誠信相關的主題占比近1/3,居各類主題之首。這些小品或犀利批判失信違信行為,或正面倡導誠實互信理念,在“破”與“立”之間生動勾勒出了40年來我國社會誠信價值觀建設變遷的“歷史風貌”。

  (一)經濟領域的誠信價值觀建設變遷

  經濟領域的巨大成就是我國改革開放歷史上最濃墨重彩的一筆。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起點,從農村到城市,從沿海到內地,不斷推進經濟體制改革,極大地解放了社會生產力,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書寫了經濟騰飛和民富國強的壯麗史詩,同時也深刻改變了人們的價值觀念。誠信是市場經濟良性運行的內在要求和道德基石,與此同時,市場趨利屬性也在不斷沖刷社會誠信底線。這對矛盾貫穿經濟建設全過程,呈現出不同的階段性特征,帶來人們對經濟領域誠信問題的高度關注,并在誠信主題春晚小品中得到了集中體現。

  20世紀80年代,伴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啟動和推進,經濟領域誠信問題逐漸顯現,誠信價值觀建設開始引起重視,誠信主題小品開始登上春晚舞臺。十一屆三中全會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領域,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極大地推動了農村經濟發展,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多種經濟成分的發展大大促進了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高。這一時期,一方面,人們對于市場經濟發展方向和物質利益追求仍處于疑慮、觀望狀態,經濟行為普遍保守,誠信問題尚未集中顯現;另一方面,隨著逐步放開搞活,經濟活動逐漸活躍,少數個體和私營企業唯利是圖,出現了生產和銷售假冒偽劣產品的現象,開始引起人們對經濟誠信問題的關注。小品《羊肉串》就是這一時期經濟領域誠信問題的體現。小品中陳佩斯飾演的小商販為牟利而無照經營、以次充好,最終受到了應有處罰。小品既傳遞了國家對人們在市場經濟中大膽求富創富的鼓勵態度,同時彰顯了誠信經營、合法致富的價值立場,初步展現了小品這種生活化藝術形式的價值引導功能。

  20世紀90年代,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市場經濟更加活躍,誠信問題愈加凸顯,交換信用的培育成為這一時期誠信價值觀建設的重點,誠信主題小品數量在這一時期達到高峰。鄧小平南方談話科學闡明了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關系,消除了人們對于市場經濟的顧慮;黨的十四大明確了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對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關系的創造性建構,為市場經濟“配置”了道德的價值導向。因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一種具有明確價值導向和道德內涵的經濟模式,必然對經濟活動提出誠信要求。但日益濃厚的市場氣息不斷激發和強化人們的求利欲望,加之經濟領域配套制度的不健全、不成熟,這一時期的市場交換活動中失信行為頻發,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和強烈反響,誠信也因此頻頻成為春晚小品聚焦的熱門話題。小品《手拉手》細述了在小商品經濟繁榮背后,假冒偽劣商品充斥市場的亂象;小品《推銷》和《打工奇遇》展示了在高額利潤刺激之下,一些企業在銷售中胡編亂造、虛假宣傳、蒙騙消費者的失信行為;小品《草臺班子》和《如此包裝》揭示了文藝市場商業化背景下,部分公司虛假包裝、胡亂代言,一些演員為成名求利而屈從“潛規則”等失信違德現象。這一時期春晚小品對于經濟領域誠信缺失現象的“高密度”呈現,既折射出社會對經濟領域失信現象的強烈反響,也反映出黨和國家對于經濟誠信建設的高度重視。

  21世紀以來,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程度的深化,以法治建設規范市場行為成為誠信價值觀建設的著力點。誠信主題小品數量開始逐步下降,顯示失信問題初得到有效矯治。加入WTO后,隨著國際貿易往來增多,人們的誠信價值觀面臨更為激烈的沖擊和考驗。一方面,國際市場的廣泛、深度融入要求人們更加嚴格遵守誠信經營的市場規則,另一方面,人們也面臨著廣闊市場和高額利潤誘惑下誠信底線失守的更大風險。這一時期,“中國制造”曾一度被貼上“山寨”“盜版”等失信標簽。春晚小品及時回應社會熱點問題,集中展現了經濟主體在堅守誠信原則與突破誠信底線之間的沖突與矛盾。小品《夢幻家園》展示了某些開發商虛假宣傳、銷售劣質房屋、坑害消費者的失信行為,也為消費者正確維權提供了生動示范。當我國駛入“互聯網+”經濟發展的快車道,虛假描述網絡產品、惡意泄露消費者隱私等行為頻現。小品《天網恢恢》將電信詐騙案例搬上春晚,以犯罪團伙窩點被端的結局伸張了法治正義、傳遞了誠信價值導向;《網購奇遇》強調了電子商務領域消費者對商家誠信的監督,倡導營造誠信的網購環境。該時期小品彰顯了誠信價值觀建設中法治保障的重要性,反映了黨和國家將著力點落在以法治建設促進誠信價值觀建設的新趨向。這一時期密集頒布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年)》《關于進一步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建設的指導意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建設立法修法規劃》等都是從國家層面推動誠信等核心價值觀建設與法治建設相互結合的重要舉措。

(二)政治領域的誠信價值觀建設變遷

  政務誠信是黨和國家取信于民、取得改革成功的重要基礎,公職人員尤其是黨員干部的作為直接影響著政務誠信的實現。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權才能贏得人心,腐敗則是政務誠信的腐蝕劑。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我們黨始終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放在突出位置,政治領域的誠信價值觀建設則是其不可或缺的道德基礎。如何約束和規范政府與市場、黨群、干群等關系中的“公權力”使用,切實履行“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系”的政治承諾,既是政治體制改革和黨風廉政建設的重點,也是政治領域誠信價值觀建設的根本。隨著改革從經濟領域向政治領域的深化推進,社會各界對政務誠信問題關注度持續升高,這一變化趨勢在春晚小品的數量變化中也得到了充分體現。

  20世紀80年代,在政治體制改革啟動初期,解決權力過分集中而帶來的政務誠信問題是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開展反腐敗斗爭的重要內容。在1980年8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鄧小平指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和干部制度中的主要弊端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其中權力過分集中是現行制度弊端中的總病根。”③這種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在改革開放初期的政府與市場關系中有集中體現,公權私用、權力尋租等問題引起社會的高度關注。小品《送禮》就是在改革逐漸鋪開、政企逐步分離的背景下,刻畫了一名為獲得項目審批而向政府官員送禮、走關系的企業負責人形象。小品反映了改革開放初期,市場等價交換原則向公權領域滲透,從而產生權力尋租現象,展現了藝術作品的“警世”“醒世”功能。小品選題與這一時期的“整風”、“糾正不正之風”等活動高度契合,反映了黨和國家反腐敗、反特權的鮮明立場和堅定決心。

  20世紀90年代,在市場利益誘惑下的公權私用現象更加凸顯,“權為民用”成為政務誠信建設和反腐敗的明確目標。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深入發展,“中國的經濟體制、社會結構、利益格局和人的思想觀念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各種社會矛盾凸顯,各方面體制機制還不完善,一些領域的腐敗現象仍然易發多發,甚至呈現發展蔓延的趨勢”。④公權力越軌現象愈加盛行,官員虛報政績、以權謀私、貪污腐敗等行為嚴重污染了政務誠信的空氣。小品《牛大叔“提干”》《打撲克》《戲里戲外》犀利批判某些基層干部無視百姓利益,公款吃喝,空頭許諾,圖私利而不為民辦事,違背了誠信為民的價值原則。春晚小品通過個案故事以點帶面,反映了百姓對于政務誠信的普遍期待、黨和國家對于政務誠信的大力倡導。這一時期,中央先后出臺了《關于共產黨員在經濟方面違法違紀黨紀處分的若干規定(試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試行)》《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試行)》《關于實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的規定》等制度規范,進一步約束公權力使用,制度反腐成為黨內高度共識。

  21世紀以來,隨著我國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改革繼續前行的阻力加大,突破利益固化藩籬的難度加大,反腐形勢依然嚴峻,從嚴治黨成為政務誠信價值觀建設和反腐敗的關鍵。這一時期出現的個別干部以過節和發展興趣愛好等為渠道收受賄賂的隱性腐敗現象,一些公職人員為升遷而投機鉆營的不正之風屢見不鮮。“用人腐敗和用權腐敗共存,體制外和體制內掛鉤,權錢交易、權色交易、權權交易同在,利益關系錯綜復雜、盤根錯節,形成了‘共腐關系圈’”,⑤嚴重損害黨的肌體健康。小品《我就這么個人》《人到禮到》《投其所好》都從不同角度評判了這些腐敗現象,呼吁公職人員樹立誠信形象,踐行勤儉清廉的價值理念。21世紀以來,特別是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凈化黨內政治生態,持之以恒正風肅紀,大力整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以零容忍態度嚴厲懲治腐敗,反腐敗斗爭取得壓倒性勝利”,⑥顯示出這一時期誠信主題小品與現實生活中的黨風廉政建設的高度合拍共振。

  (三)社會領域的誠信價值觀建設變遷

  “人們的意識,隨著人們的生活條件、人們的社會關系、人們的社會存在的改變而改變。”⑦改革開放改變了我國的社會結構和人們的生活方式,也深刻改變了人們的價值觀念。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壯大和交通通信技術的快速創新,社會公共生活領域不斷發育,實現了從封閉到開放、從單一到多樣的變遷躍進。社會交往空間日益擴大,交往對象日益復雜,交往關系呈現出個體化、即時性、多樣化等時代特點。在劇烈、深刻的社會嬗變過程中,傳統誠信價值觀不斷受到挑戰。40年來,社會誠信主題春晚小品數量的快速攀升,折射出人們對社會領域誠信問題的高度關注和深刻反思。

  20世紀80年代,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為誠信價值觀建設指明了方向,但“假大空”等舊有價值觀念仍在影響著人們的社會生活。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全面撥亂反正、解放思想,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但受“文化大革命”的影響,這一時期社會生活中的媒體宣傳尚未徹底擺脫“政治掛帥”、“拔高造神”等浮夸失實風氣。在小品《英雄母親的一天》中,兒子抓歹徒立功,電視臺導演要“虛構”拍攝英雄母親一天的生活來從側面宣傳影響,力圖塑造“高大全”的英雄和英雄母親,最終被英雄的母親拒絕。小品傳遞了人民對于新聞報道實事求是原則的認同和渴望,反映了黨和國家對于社會領域誠信價值觀建設的呼喚。

  20世紀90年代,經濟領域的等價交換原則向社會領域蔓延,人際互信成為社會領域誠信價值觀建設的重要內容。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人與人之間的社會交往關系蒙上了利益交換的色彩,利益成為人們交往中的重要權衡因素,社會價值取向日趨功利化,傳統人際交往關系中的誠信價值準則不斷受到挑戰和考驗。小品《陌生人》《路口》《我在馬路邊》異曲同工地展現了樂于助人、拾金不昧反被誤解的尷尬情景,揭示了社會誠信缺失帶來的人際交往成本增加、誠實好人難當的道德困境。小品《拆遷變奏曲》以城市化進程為背景,講述了一對夫妻面對拆遷分房誘惑而“假離婚”的故事,反映了現代社會轉型過程中人際誠信經受的利益誘惑和現實考驗。基于以上情況,中央頒布的《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中明確提出以誠信為重點,社會道德建設不斷深化。

  21世紀以來,社會信任缺失程度加深,重塑社會交往信任成為社會領域誠信價值觀建設的重點。入世以來,對外開放和市場競爭的深化加劇了勞動力的流動性,社會的“陌生化”特征愈加顯著。特別是隨著網絡交往空間的拓展,“陌生人社會”隔空交往的特點給社會交往信任的培育帶來了更大挑戰。趙本山的《賣拐》《賣車》《功夫》小品“三部曲”顯示傳統“熟人社會”的高度信任關系為變遷中的“陌生人社會”所瓦解。小品以騙術被識破為最終結局,向社會彰顯了“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的法治正義和誠信價值理念。在這一時期,“南京彭宇案”“佛山小悅悅事件”等社會熱點多次見諸報端,引發社會關于“老人摔倒該不該扶”“為何英雄流血又流淚”等問題的熱議。剖析這些事件及其引發社會輿論的根源,歸根結底在于社會信任缺失而導致的道德懷疑和道德冷漠。小品《不能讓他走》《扶不扶》《放心吧》共同講述了做好事反被誤解的故事,反映了人們由于缺乏信任、難辨真偽,以致出現“見死不救”“好人難做”等現象。小品以消除誤會、友善和解為結局,呼吁“人心不能倒”,倡導重塑人際交往信任,弘揚誠信精神。與這一時期維護和重塑社會誠信的需求相呼應,黨和國家提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并將誠信納入公民個人層面的基本價值要求,積極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入法入規,為培養誠信公民和塑造誠信社會提供了重要的價值遵循。


二、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誠信價值觀變遷的成因探析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誠信價值觀經歷了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型,誠信價值觀建設重點也經歷了從經濟領域向政治和社會等領域的轉移。這一變遷趨勢與我國社會的現代化變遷高度耦合,也與改革從經濟領域向政治、社會等領域拓展推進的歷史軌跡相一致,體現了誠信價值觀建設與時代發展變遷相適應的顯著特征。要深刻理解誠信價值觀的時代變遷歷程,必須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時代成因和現實根源。

  (一)社會變遷過程中新舊價值觀念的過渡真空

  涂爾干曾以“社會失范”來描述“一種規范缺乏、含混或社會規范變化多端以致不能成為社會成員提供指導的社會情境”。⑧這一概念后被我國學者運用到轉型社會的“道德失范”分析中。中國改革開放緣起于對“文化大革命”極“左”路線的撥亂反正,其實質是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的啟動和現代化路徑的探索。在這個變遷過程中,政治、經濟領域的變革和社會結構的轉型,使得社會存在的各個方面都面臨著價值重估與重建,此前長期維系社會秩序的價值觀念和規范體系遭遇合理性評判。與此同時,與現代性社會存在方式相適應的價值觀念和規范體系卻尚未建立或得到普遍認同,人們的生活中出現了因社會存在方式轉變而帶來的價值觀念和道德規范的暫時性“真空”。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傳統社會的誠信價值規范已難以適應和約束現代化市場經濟中的利益交換活動,傳統熟人社會的道德規范和價值準則在“陌生人社會”中日漸“失靈”,而建立在契約關系之上的現代誠信價值觀尚未正式確立或得到普遍認可,誠信價值觀處于“過渡真空”時期。“價值真空”導致部分社會成員在經濟、政治活動和社會交往中缺乏“牢固”的價值約束和明確的道德規約,從而出現大量從原有社會秩序中“脫出”的失信違信行為。

  (二)經濟發展過程中市場趨利屬性的負面影響

  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型是改革開放40年來進程中最核心的變革,對社會價值觀念影響最深刻的因素也非市場經濟莫屬。從本質上講,市場經濟的逐利屬性與主體信用之間存在天然博弈。信用是市場為維護經濟秩序而對經濟行為主體提出的道德要求,但市場經濟并非天然的信用經濟和道德經濟。一方面,市場經濟確實可為建立良好信用奠定基礎。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資本主義信用制度產生和作用機制的闡釋:“資本與其說是任何一種商業交易的界限,不如說是用來建立良好信用的基礎。”⑨恩格斯也曾深刻論述資本主義的商業道德:“資本主義生產越發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為它早期階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騙和欺詐手段……的確,玩弄這些狡猾手腕和花招在大市場上已經不合算了,那里時間就是金錢,那里商業道德必然發展到一定的水平。”⑩由此可見,商業信用和商業道德是市場經濟發育成熟階段的產物。另一方面,經濟利益最大化原則又往往誘導市場主體為追求高額利潤而投機取巧、甚至鋌而走險,導致失信失德、甚至違法現象的產生。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尚處于傳統和現代經濟模式交替、交織運行的不成熟階段。不成熟的市場尚囿于其初級階段而難以自覺致力于商業信用制度和誠信道德的建設和完善,也不會自覺生成褒獎守信、淘汰失信的完善機制,從而為經濟失信及其向政治、社會等領域蔓延并引發多領域誠信缺失留下了空間。

  (三)社會治理過程中相關制度規范的滯后建設

  改革開放40年帶來了中國社會全方位的變革。較之于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和急劇變革,制度建設相對滯后。脫胎于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缺乏自然孕育成熟的過程,規范市場主體交換行為的有效制度建設嚴重不足。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利益格局變動中的個人利益與國家、集體利益的紐帶聯系由緊到松,客觀上帶來了利益重心從國家、集體到個人的偏移。尤其是在改革開放初期,部分群體利用制度缺失和政策漏洞獲取暴利而未受有效約束和懲治,造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中權利和義務關系的扭曲和錯位,動搖了民眾既有的誠信價值信念。伴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在一些“短期博弈”經濟行為中,由于缺乏成熟的信用法律和制度,誠信守法經濟行為的收益反低于假冒偽劣、坑蒙欺騙帶來的短期巨大經濟利益,從而誘導更多人為快速牟利、迅速致富而放棄誠信原則。由此出現的失信獲利行為沖擊著社會成員的正確義利觀和誠信價值觀。與此同時,一些滯后于時代發展或缺乏科學論證而制定出來的規章制度在約束公權力和社會資本時缺乏有效性,也為權力尋租提供了鉆制度空子的機會,嚴重破壞了政府形象和社會誠信風氣。

  (四)社會轉型過程中傳統人際關系的疏離瓦解

  馬克思說:“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11)人的社會屬性必然強調人在社會中與他人的聯系和交往。傳統“鄉土社會”和“熟人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信任發生于“對一種行為的規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時的可靠性”。(12)隨著城市化進程和現代交通通信技術發展,社會流動日益便捷和頻繁,打破了“熟人社會”地緣、血緣的限制。傳統的、可預見的和穩定的人際交往模式向陌生的、短暫的、快速的交往模式轉變,傳統人際交往關系日益疏離瓦解。正如鮑曼所言:“曾經自我編織和自我維系的用于治療市場沖突中遭受的創傷的家庭或鄰里關系網絡,如今已土崩瓦解或是被大大削弱。”(13)在“陌生人社會”中,人們之間缺乏共同的道德背景和權威,在行為評價和選擇中缺乏共同的價值標準,個體很難預測他人的價值取向和行為動機,在交往中無法產生準確的行為預期,導致信任關系難以自然生成。當交往中出現利益取舍時,部分個體就可能利用快速流動的臨時性和不在場交往的不確定性,為眼前利益而選擇失信違信,加大了人際交往的信任風險,從而帶來誠信危機。

三、新時代我國誠信價值觀建設再思考

  “只有順應歷史潮流,積極應變,主動求變,才能與時代同行。”(14)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15)誠信作為公民個體立足社會的基本道德準則和市場主體創新發展的重要道德基石,也是我黨在新時代帶領人民努力實現美好生活向往的道德基礎和思想保障。新時代的誠信價值觀建設應積極借鑒改革開放40年來誠信價值觀建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著重從以下幾個維度著手:

  (一)建立有效的利益協調機制

  誠信價值觀的確立根源于現實利益基礎。“人們為之奮斗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16)推動歷史發展的動力不是精神和意識,而是蘊含其后的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辯證發展基礎之上的物質利益。社會發展的歷史充分證明,人類社會不可能通過回避利益矛盾和沖突來實現整體和諧,利益是在人類社會生活中普遍起作用的動力和源泉。誠信價值觀歸根結底是對社會利益關系的規范和協調,利益是影響誠信價值選擇的關鍵變量。

  正確的利益引導和協調機制是加強誠信價值觀建設的關鍵。馬克思認為:“既然正確理解的利益是整個道德的基礎,那就必須使個別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類的利益。”(17)當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分離時,就會引起道德上的墮落。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必然伴隨著個體利益訴求和群體利益關系的調整。因此,新時代誠信價值觀建設的關鍵,就是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進一步健全利益引導、協調機制,厘清個人利益和集體、國家利益,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之間的關系,合理引導和規范利益分配行為,為人們樹立正確的誠信價值觀提供機制和制度保障。要順應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從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入手,“不斷擴大、增進社會各群體各階層的共同利益”,(18)繼續做大社會財富的蛋糕,逐漸縮小貧富差距,讓人民“有更多、更直接、更實在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19)從根本上奠定誠實守信的物質基礎。

  (二)加強全面的信用制度建設

  信用制度建設是社會誠信價值觀建設的重要制度保障。“良好的國家體制并不能期待于道德,倒是相反地一個民族良好道德的形成首先就要期待于良好的國家體制。”(20)事實表明,市場競爭中的逐利個體不會天然地講信用,關鍵是要建構出一套誠信收益遠大于失信收益、失信成本遠大于守信成本的制度。這就需要我們在發揚傳統誠信美德的基礎上重點加強現代誠信制度建設,注重誠信建設中的“德法并舉”。破解新時代誠信建設難題,重點要從信用制度建設入手,建立起引導人們在經濟、政治、社會各個領域自覺守信的長效機制,“逐步實現從‘熟人社會’的特殊信任向‘陌生人社會’的普遍信任、從傳統德性誠信向現代制度誠信的轉型”。(21)

  建設信用制度需要在立法、執法、司法等各個環節下功夫。一是建立信用法律體系,建立健全以政府為主導,以信用信息公開為基礎的公開、公平、公正的信用制度和法律法規,建立信用評價機制,同時實現信用信息安全和主體權益保護有法可依;二是堅持嚴格執法,用好社會征信體系和信用獎懲聯動機制,建立嚴重失信黑名單和行業禁入制度,嚴厲懲處違信行為,培育公民誠實守信的制度自覺;三是加大監管監督,建立完善司法監督和政府監管機制,動員社會公眾參與,發揮輿論監督作用,使違信行為無所遁形。

  (三)建設良好的社會誠信文化

  良好的社會誠信文化是涵養誠信價值觀的源泉。黨的十九大提出:“要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社會發展各方面,轉化為人們的情感認同和行為習慣,堅持全民行動、干部帶頭,從家庭做起,從娃娃抓起”。(22)這是全面凈化誠信價值社會環境、營造誠信文化的重要基礎。誠信文化建設通過教育教化、意識滲透、環境熏染等方式,可以促進個體形成正確的是非、善惡評價標準,從而培育其積極、健康的誠信價值觀。

  培育誠信文化氛圍的關鍵是抓好重點群體的誠信教育。營造良好的社會誠信文化,首先要運用各種資源廣泛開展宣傳教育,使個體深刻理解市場經濟時代的信用收益和誠信價值,強化個體誠信行為的原動力。其次要重點抓好黨員干部、企業負責人、在校師生等重要群體的誠信教育,以點帶面地擴大全社會的誠信教育,建設良好的社會誠信環境。其中,政府誠信是最大的誠信。我國自古有“民以吏為師”的傳統,政府官員尤其是黨員干部的言行舉止是民眾的道德標桿;《論語》日:“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為政者身正行直,率先垂范,民眾才能信服。新時期,在全面從嚴治黨的指導思想下加強政府誠信建設,各級政府和黨員干部“要堅持用時代發展要求審視自己,以強烈憂患意識警醒自己,以改革創新精神加強和完善自己”,(23)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樹立黨和政府誠信形象,營造海晏河清的政治生態。這既是“以德治國”方略的有效實踐,也是最有說服力和示范性的社會誠信教育。

  (四)養成內生的個體誠信自覺

  個體內生的誠信自覺是新時代社會誠信建設的必然要求。無論現代性如何把社會推向個體化、離散化、自由化,個體的道德自覺和價值自覺都是維系社會關系健康有序的根本,也是個體在社會中生存和生活的基礎。誠信道德建設的最終指向和根本所在,就是養成個體內生的誠信自覺,將誠信內化為價值信仰,唯此才能積蓄集體正能量,推動整個社會文明的前行。

  個體誠信自覺的養成重在堅守“慎獨”。“慎獨”體現了個體道德修養方面自我反思、自我調節的道德覺悟,主要是通過學習價值理論、參加社會實踐、深化道德體驗和注重自我反思來不斷提高思想覺悟、豐富精神生活、培養誠信理念。堅守“慎獨”是誠信道德主體最為穩定和持久的自我道德教育,也是一切外在誠信價值觀建設最終內化于心,轉化為堅定的誠信道德情感和意志的關鍵環節。


作者簡介:馮秀軍,中央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楊中英,中央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

來源:《教學與研究》2019年第3期 作者:馮秀軍 楊中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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